昨晚偶尔打开三年前自己写的东西，那时写的东西，那么的有色彩。人依旧是那些人，有些人已经变了，有些人似乎还是没有变。

真可谓，恍如隔世。三年时间，色彩淡漠了很多。现在的我就如当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走的路，已经到了循环之上。能拿起一切，表面上似乎已经做到能放下一切。却真的做到了么？我想问自己。

已经不知道怎么哭，却也不知道如何去笑了。

那个时光已经越来越远，很多东西离自己越来越远。有时候会伸出手，无力乱挠，但是那里已经空了。

现在很少喝酒了，哪怕现在是葡萄酒。因为没有人可与共饮。唯一能依靠自己并走下去的，只有自己。生活越来越干燥，就像澳洲的空气一样。人也越来越干燥，心也一样。

开始觉得，有必要重新净化自己，使世间的一切变得纯粹，在自己的眼中。

所以又要开始新的一个循环，就像三年前一样。

再次放下，然后重塑唯一的那个希望。

4.23日，CACC（堪培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）召开第二次4.24堪培拉地区留学生护卫圣火动员会。其中透露如下信息：1据说法#功，将会在奥运圣火起点和格林芬湖附近的优势地点静坐，ZD分子将在4.24凌晨2点火炬传递的重点通道地区抢占地形。CACC呼求大家，如愿意，希望能4.23日晚11点到预定的A点和B点抢占地形。另外据悉，悉尼官方统计至少有3000人于4.24凌晨坐150多辆大巴车前往堪培拉，墨尔本地区有2000左右人，布里斯班，佩斯、阿德雷德等等，甚至还有塔斯马尼亚的同胞们。官方预计有1w5千多澳洲华人留学生各地赶来堪培拉支持火炬传递。

4.24日凌晨4：45，我起床，洗脸刷牙，伙同另外3个室友，于5.20屋子里出发，乘公车去火炬出发点。其中另外一名室友已于4点从屋子里面出发。

5点57，我撑着我的3号大国旗（旗杆从车库里找出来的一根长木棍），上了公交车。沿路陆续登上一些中国学生，基本上是堪培拉的学生，并且散客。

6：10，公车到达city interchange，只看见成队成对的中国国旗，开始出现在车站。我们的公车上了一队15人的中国留学生队伍。个人估计来自于非堪培拉地区。

6：15下车。沿路看到成队成队的红色海洋。让人兴奋。焰火表演已经于6点开始了。我刚过大桥，只见天空中一股火药气

6点30左右，到达圣火出发点。满眼都是中国国旗。CACC已经组织并占领的一刻钟的扇形面积，那一块的红色很集中，其余地区到处分布澳洲、中国、及奥运宣传旗。同时，热气球开始升空。

7点左右，开始演奏活动，音乐，舞蹈。其过程中有一面zd旗挂了气球升空，于是5分钟后，至少升空了5面国旗。唱过几次国歌。ZD分子用喷气飞机在天上画“Free Tibet”，不断有国旗升到空中。

8点左右，依旧点燃圣火前的预备活动。奏响两国国歌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再次响起，全广场都可以听到洪亮的国歌声。部分老外显示出惊讶表情。

8点30，圣火点燃，出发。我们一行也向另外一个预定地点移动，迎接圣火的第一次经过。在当我上桥的时候，一名ZD分子打着ZD的旗子从桥上走下来。迅速遭到大批国旗围堵。其中有两名中国学生上前扯他的“雪山狮子旗”。由于警察不在场，场面一度有一点骚乱。我冲上前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。围堵的国旗们不断高喊“China”“One China”，不断高唱国歌。当其“雪山狮子旗”被扯下来后，周围人振臂高呼。其后，此人被围逼到越来越远的地方。

9点左右。圣火经过格林芬湖大桥，我们决定向北过桥，直接去终点迎接生活。其中，在湖边摄影留念

10点左右，逼近终点处。一群ZD宣传分子（有几个喇嘛，有一些鬼佬）开始在警察的隔离下挥舞着他们的旗，嘴里在放着狗屁。大批中国人高举国旗，高喊“反分裂”“一个中国”“One China”等口号，将ZD宣传者围在中间缓慢前行。警察将ZD宣传者与中国圣火支持者隔离。

10点10分左右，临近终点站，警察将ZD宣传分子和N倍于其的中国国旗隔离。两边产生对峙，但是人数上后者绝对优势。一起高唱国歌，一起喊口号，根本听不到ZD宣传的声音。有个老头举着“Free Tibet”的牌子，走过来，沿路遭到无数中国人唾骂。我也骂了，呵呵“U such an idiot!”, "U know nothing about Tibet!". 基本上那些Zd宣传分子很低调，说话的很少，大多举着牌子或者狗日旗晃了两圈。场面仍在控制之下，警察保持高度戒备，将前面一排的人尽量往后推。我站在第一排，被往后退。

10点45 左右，那群小丑离场，人们高举国旗慢慢涌向终点。11点左右，基本上人山人海，到处红色。偶尔冒出来的不合音，迅速被大批国旗掩盖，并围逼到场边。广场上播放宣传片，奏乐，等待圣火到来。国歌演奏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再次响彻整个广场。

11点30左右，担任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的索普跨进终点，点燃圣火炉，接力结束，下面庆祝活动，领导讲话，在演奏。

12点45我离场。

基本上，今天ZD分子没有丝毫的作为。全澳华人总动员，官方估计各州来堪培拉支持圣火的澳洲华人（留学生为主）有1w5千，实际数字大于2w5。真正是人山人海。这在堪培拉历史上，都很少有这样人山人海的景象。只有中国人才能有这样的凝聚力。由于多方周密的准备，生活支持人数占绝对多数，在我所经过的起点，大桥，终点等重要地点，少数ZD宣传分子一旦出现，迅速遭到大批国旗围堵，丝毫无所作为。ZD捣乱分子也没有事先想象的疯狂。警察倒是比想象中多了很多。联邦警察和首都地区警察几乎都有出动，几乎至少20米之内就有一个警察。整体上圣火传递相当顺利，按照既定路线，在无数红色的海洋的支持护送下，安全跑完全程。途中听到有人说，如果当时巴黎有这样的准备，ZD也就没有办法嚣张起来。所以，有了巴黎的失败经历，激起了全球华人总动员。作为西方国家的最后一站的澳大利亚，全澳华人都动员起来了。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，伟大的爱国热情。

具体情况，请看相应的相册。视频会在合适情况下与各位朋友分享。

自周一接到Oliver Wyman的email，匆匆准备了几天，今天很早赶去，面试完毕，很多经验值得总结。

首先介绍总体信息：

面试时间：4.4.2008，下午2点-4点

面试地点：ANU(澳洲国立大学)

语言：全程英语（美音，有部分澳洲表达）

面试公司：Oliver Wyman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，擅长于金融服务咨询。07年由三大公司合并成现在的Oliver Wyman，Vault排名世界前十。今天主要面试我的是Financial service department也就是合并之前的 Mercer Oliver Wyman.

面试官：Oliver Wyman 悉尼Office的一个parter，还有一个project manager。根据HR manager解释说两个面试官最近从纽约和波士顿转过来的，看样子都是老美（居然也说no worries......看样子在澳洲呆了一段时间了）。另附：那个HR mm是美国人，不过常驻新加坡，好像是负责东南亚片区的人力资源经理吧。

面试详细流程：

1，进门就已经有三个人在面，两个看样子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人，一个是阿三

2，第一个面我的是悉尼office的par，名字叫David，第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选择Oliver Wyman，我说喜欢咨询行业，可能跟很多高层次的人交流，并且学习他们，提高自己（总评，没什么出彩的，一般）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case study：计算一个欧洲一个铁路公司的年收入。提供的基本信息：伦敦到两个城市，距离一样，都是1100km，3小时路程。我首先列出了收入的来源：1卖票，2车上的服务比如食物，3货运服务。然后他说我们就关注卖票的，于是我给出基本的计算公式，revenue =Price*tickets sold。好，于是我开始一步一步寻找需要的信息。中间问了一些问题，有一些偏离的主题，不过很快拉回来。首先问到了一天开几班火车，他说平均一天20班，我说那么有多少个座位，他回答不知道。我说ok，我做假设，按照中国的标准，每节车厢100座位，一般10-15个车厢，就算他10个车厢，一共1000个座位。他说没有这么多，一般6-700个（刚才还说不知道呢...），不过1000没关系。然后我说票价多少，他说不确定，我说按照1100公里差不多悉尼到mel的距离，按照澳元计算，差不多100澳元车票，他同意。然后他说到一个utilization，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，后来我明白他说的是上座率。于是我问他大概多少上座率，他说不同日期不同让我自己确定。我说一般public holiday, business day, weekend都会不一样，他问我哪个最高，我说也许public holiday 最高大家都去旅游，weekend最低。他基本上同意，然后他给我了一个平均上座率60%，到此为止，所需要的信息都已经了解，于是我给出了计算：100aud* 1000* 20 * 365天，他说事实上只有250天，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有假期之类（这时候我感觉有点前后矛盾，前面才在讨论周末和公假时的上座率，现在又说公假和周末不开车。。。。。），不过不管它，继续下去。得出结果，他说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有变化，因为不同的环境什么的。我说是，也许票价有不同价格，上座率也有一个范围，然后我说根据不同的条件的范围，可以计算出一个revenue的大致范围，他表示同意。后来他问我，怎么样增加revenue，我说采用以下三个角度思考：product, promotion, pricing，随便说了一些，他表示同意。之后结束第一个面试。

3，第一个面试结束，第二个还没开始，中间跟HR MM聊了一会，问了一些问题。问他怎么发展在中国的业务之类。（这个地方我已经范了一个非致命的错误，我把今天我面试的Financial service department当作整个management consulting 的Oliver Wyman，所以问题就问他怎么跟麦肯锡，波士顿，Bain之类在中国火拼，其实第二个人PM给我面试的时候也问了这个问题，其实等于白问，浪费了一颗弹药）。聊到一半，一个台湾女孩进来，还有一个黑的，看似英语很母语估计是local之类。听他们聊天，台湾女孩台大毕业，小眼睛，看似眼光很犀利，不是简单的人。黑鬼好像是什么公司跳槽过来的。台湾女孩好像也是在澳洲读完书毕业了正在找工作，言语中听说刚从悉尼KPMG面完回来（汗一个）。

4，进入第二个面试。一开始出师不利，把面试官的名字发音发错了，当时听HR mm发音的好像是Oven，当时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好像发音作“Omen”还是“Onen”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脑子效率降低了很多，简单的greeting，他问第一个问题是基于我简历的。问我参加这么多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，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准备，但是可以用自己准备的东西套，当时一阵晕乎，说了一些很不系统很不专业的回答“我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些经验帮助我了解社会了解商业活动之类，并且从中引发了我对consulting的兴趣”当然说话很没有逻辑性。第二个问题也是基于简历“最引以自豪的事情”，说了一堆屁话，后来说到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很自豪，面试结束后真想抽自己！第三个问题说“认为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”。我就说组织文化的非一致性是最大的问题，于是拿Nirvanastudio说例子，各自价值观不同，追求的东西不同，在将来企业发展的之后会遇到严重的问题。当然回答的过程中已经没有逻辑性可言了。然后进入case study。问我一个银行咨询我们向客户收取每月10刀的账户维护费合不合理。其实自己不知道如何下手，于是开始分析，列举了几个思考的框架比如“公司、客户、竞争者”然后针对各自的角度问了一些信息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把握住到底所谓的“合理性”是什么标准，所以最后我把自己引向计算profit的角度，计算收取费用的revenue。问了他有多少客户，有多少cost，他说，从零开始，每上升5刀，客户跑掉20%...于是我就计算了分别收取5刀，10刀，15刀的三种情况下的revenue。后来我准备列出一个方程式，他让我到此为止。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向还是错误的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问题问他到底“合理性”是指哪一方面，说穿了我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，所以后面问问题的时候没有针对性。并且这个PM很安静，不会给与很多的提示和引导，他很被动的坐在那里，我问什么，他只是说这个我们是否有需要提供这个信息，然后信息是多少。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计算revenue来计算所谓的“合理性”，并且我也认为我的回答有诸多漏洞，他就叫我停下来了。于是问我银行要增加profit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，于是我说product，promotion，pricing......还没有具体举例，他就说ok你的答案很有吸引力，就到这里。之后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。我问了第一个问题是“Oliver Wyman 在中国2006年建立，如何在中国与老牌的有名的咨询公司竞争”。他的回答和那个HR mm一样，说主要业务是 financial service。我问第二个问题“如何协调来自不同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”，他说了很多，只记得主要提到“base on mutual respect”，扒拉扒拉...我问第三个问题“Oliver Wyman如何在中国本土化”。他说“会找一个对中国市场很了解的manager去中国领导工作”。到这个地方其实很像追问，但是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打住了。第二个人面试结束。

总结：

1，自己的英语还是不够好，在表达某些问题上面，尤其在面对case study大脑高速运转的时候，英语的表达效率明显降低。并且长期的在高智力活动下英语运用之后，大脑明显效率降低，第二个case study中说的英语明显就比不上第一个case study时候说的好。并且还是有一点不能克服，因为第二语言的关系，运用英语需要大量的心理资源，导致很快大脑的资源就用光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case做的不好的原因。

2，因为上述原因的存在，本来第二人的resume questions应该先问我却放在第二个人面，所以一开始准备的简历问题的答案，自己回答时候都乱了，没有逻辑性了。所以基本上我认为第二个那个PM的面试是失败的。

3，面试准备不足。首先就是对于简历问题的准备不足。一方面时间紧张，另一方面自己花的精力不多，的确是主观的因素，自己犯的错误。对于各种case没有做充分的练习和估计。第一个case的那种general类型的，还是能应付，但是第二个那种针对“financial service”的case，还是反映出自己在finance上面无论基础知识还是商业敏感性的不足。归根到底还是对于面试的准备不够充分。

4，这样牛公司的面试，还是当作一次锻炼机会，网上搜索到这个公司在英国招人的时候也都是牛津剑桥LSC之类名校的。在悉尼的office跑到ANU面试，也说明了ANU的实力和地位。这种公司在中国也都是名牌学校学生竞相追逐的公司，一般只在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招人。

5，两个面试官的面试，前者应该偏重于case study，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case study，而后者问了很多基于简历的问题，case给的时间也不多，所以重点应该不是在case study上面。而我在par面的时候表现不错，但是那个PM面的就自我感觉很烂了。有点想抽自己。

6，发现ANU 的career centre是一个好地方，今后找工作可以提早关注这个地方。并且其实应该在下学期就可以开始找工作了......

7，如果能进2面也就是最终面试，将在下周五去悉尼面试。根据HR mm说的话，招的人不多，估计自己希望不大，看RP了，能拿到这个公司offer，我就改信上帝不信共产主义了。

今天打工把老板一大串钥匙丢了，自责中....

上个星期经历了一次本来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，本身也无关于我的利益得失，有感，乱弹一下。

这个学期有一门叫金融统计的课，因为是会计和金融的共有的必修课，所以很多学生选了这门课。而因为来澳州留学学习商课的学生尤以金融和会计的专业最多（例如我以前的management就很少中国学生），所以这门课上lecture的时候，从后排望去，一片黑色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个学期学院给这门课安排了一个中国人老师（从姓名和口音上分辨应该是大陆的）。

老师很敬业，根据他的履历也看的出来他的优秀，从他讲课和言语，看的出来是一个很睿智的人。

上个星期，老师在tutorial上随堂小测试quiz了一把。因为人多，老师也不可能“监考”，也就分发了试卷然后各自作答。因为教室太大，人数太多，于是乎，许多中国学生开始抄书或者交头接耳。当然老师不会管。第二天的lecture，老师很严肃的提出说有人课后complain有人作弊。于是老师要求全体重新quiz。并且重申对于作弊行为的严肃处理态度。（当然老师在quiz的时候是不会监考的，一切归于自觉）。

事实陈述到此为止。事情虽小，我觉得更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一下。

首先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很多“不守规矩”的人，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。我觉得很羞耻。在国内的大学教育，混日子，我也作过（当然重大考试没有作了），但是，这种陋习，现在在国外，就必须要改正。很多中国学生还是把ANU当作国内的大学，把澳州的高等教育当作国内的高等教育来应付。为了1、2分的平时成绩，该作弊就作弊，毫不含糊。澳洲社会或者说西方社会就是一个高度诚信的社会，对于作弊之类的行为反感至极。而某些中国学生把国内的陋习带到ANU，让人不齿。

其次，我一直坚持，来澳州留学，或者出国留学，学习书本知识追究还是其次。更重要的是了解西方文化，了解西方人的观念，了解西方人的行为方式，了解西方人的价值取向。这些东西对于今后职业发展更有意义。到了国外，入乡随俗，就必须按照国外的价值观和潜规则规范自己的行为。在西方社会，一个高度诚信的社会，就必须学会建立自己的信用。做事情就必须要讲信用。无论在国内的时候多么无赖，但是到了国外，就必须这样做。某些中国学生，仍只是以一个学生的心态，出国就是为了读书来了，不知道去学习这些书本之外的东西，或者说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去了解和培养自己这样的观念。留学不仅仅是留学。在与老外的交流中，不仅仅是结交朋友，更多的是习惯和思考他们行为方式、思想观念、文化与我们的差异。从中取长补短，明白什么环境背景下怎么处理各种情形。所以某些“学生”本位思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，让人觉得十分之幼稚。

再次，这次的事件让我看到西方人另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是思想观念，就是平等公平的思想以及对于自己权益保护的意识。当他们意识到其他学生的作弊行为对自己的诚实作答造成了不公平，于是他们立即跟老师提出。而中国人是很少有这样的观念。就算我看到坐在我旁边的女生抄书，我也不会事后写email给老师“打小报告”。在国内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“打小报告”而对此深恶痛绝，而在老外眼中，没有人情可言，你的作弊行为造成了不公平、对我的利益造成损害，我就要提出来。所以在西方社会，也要必须学会，当自己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，勇敢地提出和争取。

这个世界，英雄很少，狗熊满地跑。每个人都是在压力下生存和选择，唯一做的比别人更好的方法，就是坚持下去，做好每个细节，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。并且，因为狗熊占大多数，所以大多数人觉得好的东西，往往这个东西离坏不远了，而大多数人说坏的东西，也许这个东西底下就蕴藏着机遇。同样一个事情，不同的人做，结果就不同。所以区别点不在于事情的属性不同，而在于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同。——最近看到一些文章有感